美國退約事件是政治考量影響石油市場的最新案例，其對市場本身的影響力有限，卻因其他因素的“共振”而被放大。歐佩克與俄羅斯的減產同盟后續會如何應對，美國對能源市場的主導力或是更重要的看點。

當地時間5月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前4天宣布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將在3個至6個月寬限期結束后，恢復對伊朗的最高級別制裁。一般預計，伊朗的石油出口最少將因此減少每日20萬至70萬桶。美國退約事件是政治考量影響石油市場的最新案例，其對市場本身的影響力有限，卻因其他因素的“共振”而被放大，助推油價升至近80美元的三年半來高位。相比之下，歐佩克與俄羅斯的減產同盟后續會如何應對，美國對能源市場的主導力或是更重要的看點。

2015年伊核協議達成前，伊朗因制裁減少的石油出口最高超過每日100萬桶，受影響程度可能還要高于此次。2015年協議達成后，美國只是暫時豁免了部分涉核制裁，對是否會重啟制裁并牽連第三方態度曖昧。結果，伊朗在核協議后原油出口數量雖大幅提升，但由于2015年至2017年的低油價，出口收入不算特別理想。同時，出于對美國重啟制裁的擔憂，外企對進軍伊朗市場始終注意快接慢推，控制節奏。像道達爾雖與伊朗簽約，承諾投資數十億美元，截至今年5月在南帕斯氣田上的投入也只有9000萬美元。可以說伊核協議自其達成起，落實力度和效果就已打了折扣，美國退約的沖擊力自然也就沒那么高。

更何況今年1月，特朗普便宣布將最后一次豁免對伊制裁，外界對美國退約已經有了心理準備。4月伊朗里亞爾匯率對美元跳水，此前德法領導人奔赴美國做最后挽救都是佐證。此次靴子落地，國際油價應聲上漲，要還是在供應趨緊背景下，該事件與委內瑞拉產量降低、美國原油庫存降幅較大、伊朗與以色列在敘利亞爆發直接沖突、沙特石油設施遭到也門胡塞武裝威脅等事件重合、共振的結果。涉及中東的政治與安全事件如果要對石油市場產生重大沖擊，一般需至少滿足在供應緊張時較大產量受到影響以及出乎意料兩大前提。盡管當前原油供應偏緊，但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事先有長期放風發酵，事后美國財長姆努欽特意強調已與其他產油國進行協商，各國愿意增產對沖伊朗出口減少，應當說極大降低了意外成分。畢竟，中東市場一直都存著風險，只有像“阿拉伯之春”和“伊斯蘭國”崛起那樣猝不及防的才最為可怕。

更值得關注的是歐佩克和俄羅斯等產油國的反應。歐佩克與俄羅斯在2016年12月達成協議，聯合減產每日180萬桶。經2017年5月和12月兩次協議延期，已約定將減產延續到2018年12月，并可能進一步延長。2018年年初以來隨著油價上升，一些產油國已有提前結束減產的呼聲，此次美國退約則會令調整原計劃的動力繼續加大。這樣一來，將于6月舉行的新一屆歐佩克會議的懸念就會增加。繼續減產固然能支撐油價，使得自2014年秋天以來，首次有這么多人在預言油價能重回100美元，但這都是基于以下并不牢靠的前提——當前全球經濟復蘇、原油需求上升的趨勢，能夠容納美國頁巖油產量的繼續井噴。同時，即使原整體減產目標不變，伊朗和之前委內瑞拉減少的產量或者說市場份額，具體由哪些國家填補也尚待協商。相反，如果產油國決定提前結束減產，而此時又恰逢頁巖油增產加速，市場可能又會重回供應過剩。歐佩克加俄羅斯的“維也納聯盟”的凝聚力也將接受考驗。此前，各產油國在執行減產上基本都在動真格，該聯盟如果按原有趨勢發展，可能會更加機制化、實體化，但是由于沙特支持美國退約并表示將增產配合美國，受傷最重的伊朗卻是俄羅斯的盟友，此前攜手合作的沙特與俄羅斯即使繼續同舟，心理隔閡也可能增大。

最后，美國再次顯示出它有能力在短期內左右國際石油市場。過去，這種能力主要來自頁巖油的技術革新和產量增加，更多由私人產業與資本驅動。而自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中提出“能源主導”（Energy Dominance）以來，美國政府戰略意志的色彩就日益濃重。美國此次對伊朗出手，固然主要是為懲罰伊朗強勢的地區外交，卻未必沒有摻雜對能源市場的考量。就在4月底，特朗普還曾發推特指責歐佩克為抬高油價，這不好（no good）且不能被接受。一方面，美國明知退約會進一步拉升油價卻仍敢出手，底氣就在于自身和盟友沙特、阿聯酋、科威特等國手握巨大產量與剩余產量，以及美國對沙特等國不可低估的政治影響力。如果沙特等真的應美國要求增產，并因此損害與俄羅斯的“維也納聯盟”，那對美國就更理想了。作為最大的石油消費國和新興的石油出口國，美國對歐佩克的反感是根深蒂固的，何況現在還加上了俄羅斯，出手或許只是早晚問題。另一方面，為了不被制裁牽連或獲得美國的豁免，一些歐洲和亞洲國家預計將很快減少從伊朗的石油進口，大量對伊投資也勢必擱淺。即便伊朗是近年在中東風光無限的地區強國，對于手握金融系統和巨大產能的美國而言，無論其想打擊的目標是國家還是企業，在能源行業里再造幾個制裁事件的難度都不算大。

整個美國退約事件或許能給市場提個醒，能源主要是經濟問題，未必是安全問題，但始終是一個需要講政治的問題。（作者：唐恬波，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東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