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激勵機制才會導致好的路徑依賴,扭曲的激勵機制只會陷入壞的納什均衡
近期的媒體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討論已經進入了很深的層面,以純粹的GDP的增長作為整個社會的發展目標顯然越來越受到許多學者的質疑和批評,事實上,西方經濟學中早已發展出了綠色GDP這樣的指標,而最近的新制度經濟學甚至提出把閑暇(筆者認為這最好以勞動供給曲線達到拐折點為前提)作為一種收入計入GDP。
中國政府重視GDP的數量而輕視其質量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雖然這個事實并不是出于政府的本意。這種“惟GDP增長馬首是瞻”的做法內生出了激勵機制的扭曲,特別是對官員的激勵機制的扭曲。
在激勵機制扭曲的情況下發展經濟,很可能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經濟越增長系統扭曲越嚴重,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生產力遭到的破壞越來越嚴重。這其中的道理很簡單,成語“殺雞取卵”就是對此種現象的一個極端意義上的生動描述。
為了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就如同一個人為了吃飯而吃飯一樣,很有可能“食而不知其味”,根本就沒有考慮人民生活中的不同“偏好”,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的話說就是,忽視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味”,從而不可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全面的經濟發展。
激勵機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筆者認為,所謂的制度變遷正是建立在激勵機制的基礎之上的,因為激勵機制考慮到了偏好和相對價格的變化,所以才能夠“自動”地促進經濟增長,不管是長遠看來從好的角度還是從壞的角度。
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制度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但是這只考慮了問題的一個方面,用經濟學的術語說就是,這只考慮到了制度的修改和完善(精細化)的“微觀創新”,而沒有考慮“組織的宏觀創新”,換句話說,它沒有考慮制度變遷或曰體制外的重要性,而實際上,“微觀創新”往往是“組織的宏觀創新”在時間上的繼起。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制度變遷才是經濟增長的關鍵。
合理的激勵機制才能夠引導正確的經濟發展觀,這是中國應該吸取的一個慘痛的教訓。中國的計劃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由于不符合比較優勢而沒有自生能力,正是因為沒有正確的激勵機制的引導。諾思曾經說明過,如果社會創造出了對海盜行為的激勵,那么海員就會變成海盜;如果社會創造出了對交易行為的激勵,那么海盜就會變成商人。合理的激勵機制才會導致好的路徑依賴,扭曲的激勵機制只會陷入壞的納什均衡,這就是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啟示。
中國的經濟具有轉軌加發展的雙重特征,或者說具有轉型經濟學家所謂的帕累托最優特征,并且這個特征是由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措施內生出來的。一方面,中國要從“計劃軌”轉入“市場軌”,這個轉變實際上是一個激勵機制的轉變(制度變遷);另一方面,中國要用經濟增長來解決轉軌過程中的各種問題從而化解風險,而經濟增長又必須靠一定的激勵機制來維系。問題在于,前者糾正了激勵機制的扭曲程度,而后者卻在無意中增加了激勵機制的扭曲程度,從而出現了一個前后不一的矛盾,這實際上是中國的“激勵機制悖論”。
這一悖論決定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必須采取新的可度量的指標,并且這個指標必須圍繞著正確的激勵機制展開和設計,要不然,繼續采用老的指標只會導致激勵機制扭曲程度的不斷加深,從而從某種程度上阻礙中國經濟社會主義市場化的進程,從長期來看,也會阻礙中國的經濟增長乃至經濟發展。
據《國際金融報》
近期的媒體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討論已經進入了很深的層面,以純粹的GDP的增長作為整個社會的發展目標顯然越來越受到許多學者的質疑和批評,事實上,西方經濟學中早已發展出了綠色GDP這樣的指標,而最近的新制度經濟學甚至提出把閑暇(筆者認為這最好以勞動供給曲線達到拐折點為前提)作為一種收入計入GDP。
中國政府重視GDP的數量而輕視其質量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雖然這個事實并不是出于政府的本意。這種“惟GDP增長馬首是瞻”的做法內生出了激勵機制的扭曲,特別是對官員的激勵機制的扭曲。
在激勵機制扭曲的情況下發展經濟,很可能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經濟越增長系統扭曲越嚴重,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生產力遭到的破壞越來越嚴重。這其中的道理很簡單,成語“殺雞取卵”就是對此種現象的一個極端意義上的生動描述。
為了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就如同一個人為了吃飯而吃飯一樣,很有可能“食而不知其味”,根本就沒有考慮人民生活中的不同“偏好”,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的話說就是,忽視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味”,從而不可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全面的經濟發展。
激勵機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筆者認為,所謂的制度變遷正是建立在激勵機制的基礎之上的,因為激勵機制考慮到了偏好和相對價格的變化,所以才能夠“自動”地促進經濟增長,不管是長遠看來從好的角度還是從壞的角度。
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制度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但是這只考慮了問題的一個方面,用經濟學的術語說就是,這只考慮到了制度的修改和完善(精細化)的“微觀創新”,而沒有考慮“組織的宏觀創新”,換句話說,它沒有考慮制度變遷或曰體制外的重要性,而實際上,“微觀創新”往往是“組織的宏觀創新”在時間上的繼起。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制度變遷才是經濟增長的關鍵。
合理的激勵機制才能夠引導正確的經濟發展觀,這是中國應該吸取的一個慘痛的教訓。中國的計劃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由于不符合比較優勢而沒有自生能力,正是因為沒有正確的激勵機制的引導。諾思曾經說明過,如果社會創造出了對海盜行為的激勵,那么海員就會變成海盜;如果社會創造出了對交易行為的激勵,那么海盜就會變成商人。合理的激勵機制才會導致好的路徑依賴,扭曲的激勵機制只會陷入壞的納什均衡,這就是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啟示。
中國的經濟具有轉軌加發展的雙重特征,或者說具有轉型經濟學家所謂的帕累托最優特征,并且這個特征是由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措施內生出來的。一方面,中國要從“計劃軌”轉入“市場軌”,這個轉變實際上是一個激勵機制的轉變(制度變遷);另一方面,中國要用經濟增長來解決轉軌過程中的各種問題從而化解風險,而經濟增長又必須靠一定的激勵機制來維系。問題在于,前者糾正了激勵機制的扭曲程度,而后者卻在無意中增加了激勵機制的扭曲程度,從而出現了一個前后不一的矛盾,這實際上是中國的“激勵機制悖論”。
這一悖論決定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必須采取新的可度量的指標,并且這個指標必須圍繞著正確的激勵機制展開和設計,要不然,繼續采用老的指標只會導致激勵機制扭曲程度的不斷加深,從而從某種程度上阻礙中國經濟社會主義市場化的進程,從長期來看,也會阻礙中國的經濟增長乃至經濟發展。
據《國際金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