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貿易的自由度角度講，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的層次要低于自由貿易區。此次香港與內地簽定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只是雙方最終實行自由貿易的第一步，或者說前者是實現自由貿易的初級階段。
那么，未來的自由貿易區應包括哪些區域？如何規劃？分哪些步驟進行？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院的文章給出了自己的思路和看法。
將“外需”“內需化”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中國經濟安全戰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具體到21世紀上半葉，則更是實現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國際競爭力不斷提高的內在需要。分析眾多國家的貿易與投資流向、地理分布，我們會認識到，貿易與投資的相對集中是一國在一定時期由歷史和貿易政策的產物。無論是經貿大國，還是小國，區位及地理因素在貿易及產業定位中始終起著重要作用，而外需必然是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
所以，在關注內需對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需要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把“外需”某種程度地“內需化”，即把過去存在的不確定的、動態變化較大的外部市場，通過彼此間的體制安排，將其變成擴大的內部市場，通過彼此間的體制安排，使其變成擴大的內部市場，則可大大減少市場交易的風險和障礙，從而有利于經濟增長。例如，多年來，我國的貿易與投資主要集中在港澳臺、東亞、東南亞、美加及歐盟，僅靠現行的體制安排，不足以有穩定的市場需求。不僅如此，雙邊經貿摩擦不斷增多，僅通過我們單方面的開放是被動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因此，我們應換一個思路，積極主動的出擊，建立緊密經貿關系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以此推動外部市場的“內部化”，減少不確定性和摩擦帶來的消極影響，是一個重要的現實選擇。例如，在汽車行業，日本、歐盟為適應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挑戰，積極擴大對墨西哥的汽車業投資，墨西哥的汽車行業也廣泛地吸引外來投資，可是畢竟墨西哥國內市場，甚至美加市場也是有限的，已處于飽和狀態，迫使其要與歐盟、南方共同市場、韓國等談判自由貿易協議，以便為迅速擴大的汽車行業尋找穩定的市場需求，而建立自由貿易區則將過去的狹小市場擴大化，并延伸至其他洲，這正是墨西哥汽車產業迅速發展的基礎。
區域層次一體化 是一種選擇
良好的區域經濟合作關系是經濟現代化必要的外部環境。世紀交替之際，國際關系錯綜復雜，雙邊關系及多邊經貿關系發展中均存在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動態變化的政治關系為我們的經濟發展可能產生不穩定的外部環境，單純依靠雙邊、多邊的力量都顯得不夠，需要通過一定數量范圍內的區域經濟合作，以此鞏固政治與外交關系，減少沖突摩擦，緩和與周邊及重要貿易大國緊張的關系，所以，多增加一個區域層次的對話與合作平臺，增加更多的選擇，無疑是對我們有益的。
在全球化時代，一國的經濟現代化過程某種程度上說就是其國際化進程和融入全球化的進程，自然而然地需要與眾多國家和地區發生多種形式的聯系，靈活多樣的區域經濟一體化便是這種合作中的一種現實選擇。
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現實安排的局限
一是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系統的雙邊、區域及多邊并重，協調發展的經濟安全戰略。由于改革開放的時間，尤其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間相對較短，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程度處在不斷提高之中，經濟國際化與融入經濟全球化的程度也在不斷提高，對經濟安全戰略的考慮更多是從被動、防御的理念出發，而不是積極主動的出擊，較少從全球視野出發，制定中長期，甚至包括年度工作方案的雙邊、區域、多邊并重的經濟安全戰略。
二是現行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或合作機制理論上的作用大于現實的實際經濟利益。
第一，客觀地說，由于人們長期形成的思想觀念難以在短期內徹底改變，現行的區域合作安排更多的是起到了理論與觀念上的變革，但實際利益難以評估。尤其是來自相關貿易伙伴在區域內的對等減讓的利益幾乎不存在，單邊、自主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是近10年來我國經貿政策的基調，在區域內的對策與互惠安排僅見于《曼谷協定》。
第二，東盟與中國“10+1”自由貿易區仍處于談判之中，樂觀的估計也要在2005年才開始實施，是否能在2010年實現自由貿易，筆者持謹慎態度，如果沒有貿易、投資自由化范圍的突破，則難以形成較大的經貿利益。
第三，亞太經合組織隨著成員的增多，體制的局限越發暴露無遺，成員間對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實施無強有力的約束力，也未有對某方的回報，可想而知，自我約束的單邊自由化是相當脆弱的，隨著國際及國內環境的變化，便立即會隨之重復。如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APEC中的大多數成員均調整了其貿易、投資自由化的進程。所以除非有體制合作方面的巨大突破，APEC僅僅是個論壇，而不是一個“一體化組織”，更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我們不能對它有太高期望。
第四，其他各種形式的區域合作模式是一種有益的嘗試，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離真正意義上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安排仍較遠，更需各方共同努力，尋求新的突破。
第五，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式、合作對象的選擇、整合方案等方面尚有更多值得探討的問題。當然，目前是探討這些問題的最佳時機。一方面，中國已加入WTO，具有了在多邊發揮積極影響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國的經貿實力不斷增強，在全球及地區性經貿事務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大，也應該提出完整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構想。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構想
順應歷史潮流 建立中華自貿區
分析未來5-12年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筆者認為：在歐洲，以歐盟為核心的大歐洲經濟一體化將達到一個新境界，歐盟將變成擁有至少30個成員、占全球GDP40%、占全球貿易50％的最大經濟體；在美洲，以北美自由貿易區為核心，將發展成為有至少15個國家參加的美洲自由貿易區；在非洲，以南部非洲經濟與貨幣聯盟為基礎的一體化安排將會進一步實施；在南亞，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將會加快建立與實現自由貿易區方案；在東亞，日本、韓國都將更積極地參與簽署若干個自由貿易協議，建立自由貿易區。
作為政治大國和經濟大國，無論是從全球戰略還是地區戰略的角度，中國都需要建立以自身為核心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香港、澳門、臺灣是中國的三個單獨關稅區，又是互為重要的貿易與投資伙伴。兩岸四方建立自由貿易區即“中華自由貿易區”是兩岸四地經濟繁榮與發展的需要，是順應歷史潮流的舉措，也是新世紀“一國兩制”的新發展。
兩岸四地已成事實上的一體化
事實上，兩岸四地的經濟一體化格局目前已經初步形成，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港澳臺是大陸最重要的貿易伙伴。90年代中后期以來，港澳臺始終是內地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內地與港澳臺的貨物與服務貿易額占內地對外貿易額的第一位。以2002年為例，在貨物貿易方面，內地與港、臺、澳的進出口總額為1152億美元，占內地對外貿易額的18.6％，超過內地與世界上其它地區的貿易。
其次，大陸是香港最重要的貿易伙伴。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公布的數據,2002年，香港對內地的出口為6132.44億港元，在12年中翻了兩番。香港對內地出口占其總出口的比重從1990年的24.8％增加到2002年的39.3％。
第三，大陸日益成為臺灣的第一大出口市場。根據中國海關統計資料，2002年，內地自臺灣進口達380.6億美元，占總進口的12.9％，僅次于日本、歐盟，并與歐盟的13.1％十分接近。
第四，大陸和臺灣是香港重要的轉口貿易伙伴。2002年，香港轉口貨物為14296億港元，其中內地占60.4％，臺灣占16.6％。另外，港澳臺與內地區域內貿易比重較高、易產生貿易創造效應。兩岸四地總貿易額從1997年的9595億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1355億美元。兩岸四地區域內貿易占四地貿易比重在1997－2001年間平均達40.14％，其中總進口平均為41.6％，總出口為40.7％。如此高的區域內貿易比重卻沒有區域貿易協議的制度安排，這在貿易發展的歷史上是罕見的。
一般來說，只有區域貿易成員間的貿易才能達到一個較高水平，如歐盟經過近50年的努力，其區域貿易占全部貿易的比重達到了60％以上，除此之外，北美自由貿易區成員域內貿易已經超過45％，也就是說，在事實上，兩岸四地的貿易一體化已經達到較高水平，我們需共同承認這種經濟發展的客觀現實，順乎民意，尊重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并輔之以必要的制度安排，以促進兩岸四地共同的經濟與貿易繁榮。
港澳臺投資占內地“外資”經濟的半壁江山
除了貿易外，兩岸四地的投資聯系也很緊密。為了積極鼓勵港澳臺投資者來內地投資，內地一律將其視為“外資”對待，以給予其較優惠的待遇，使其對內地投資不斷增加。2001年，港澳和臺灣對內地協議投資分別為224.6億美元和72.7億美元，占內地協議外資總額的比重仍分別達到31.6％和10.2％，共占41.8％。如果計算累計投資額則港澳臺占內地協議外資總額仍在40％以上。
在實際利用外資方面，2001年，港澳和臺灣對內地實際投資分別為182.9億美元和33.7億美元，占內地實際利用外資的比重分別為37.5％和6.9％，共44.4％，累計投資則達到45％以上。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港澳臺是內地最重要的境外資金來源，對內地經濟發展及國際競爭力形成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港澳臺投資便沒有今日中國的外資經濟。
兩岸四方經濟融合呼喚高層次的制度安排
如前面所分析的，兩岸四方的經濟聯系、要素流動日益密切，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日益深層次的經濟融合并沒有產生兩岸四方間重大的協定和經濟一體化的制度安排，而且兩岸之間的經貿關系一直是在臺灣當局各種政策限制和阻力下實現的。
換言之，如無政治障礙，兩岸四方現實的經濟一體化將會發展到更高層次。尤其是對內地和臺灣來說，其一體化的特點在于它是繞過政治障礙“自然”形成的。其隱含的意義之一就是，當政治壁壘拆除工作邁出一小步，由于經濟關聯的相互作用而引致的經濟聯系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將邁出一大步。
從前文的分析中可得出，兩岸四方經濟一體化是兩岸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是受經濟利益所驅動的不可阻擋的潮流。但是隨著兩岸經濟一體化的深化發展，以及國際經濟環境和格局的變動，兩岸四方自發形成的經濟融合正在呼喚兩岸高層次的制度安排，以為其持續深化發展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迅猛發展對兩岸四方都是挑戰和壓力，兩岸四方應意識到強化業已形成的利益共同體的緊迫性。
因而，順應經濟發展規律，推動兩岸四方經濟一體化，制定適當的制度安排，是兩岸四方最現實的選擇。
據《粵港信息日報》
那么，未來的自由貿易區應包括哪些區域？如何規劃？分哪些步驟進行？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院的文章給出了自己的思路和看法。
將“外需”“內需化”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中國經濟安全戰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具體到21世紀上半葉，則更是實現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國際競爭力不斷提高的內在需要。分析眾多國家的貿易與投資流向、地理分布，我們會認識到，貿易與投資的相對集中是一國在一定時期由歷史和貿易政策的產物。無論是經貿大國，還是小國，區位及地理因素在貿易及產業定位中始終起著重要作用，而外需必然是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
所以，在關注內需對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需要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把“外需”某種程度地“內需化”，即把過去存在的不確定的、動態變化較大的外部市場，通過彼此間的體制安排，將其變成擴大的內部市場，通過彼此間的體制安排，使其變成擴大的內部市場，則可大大減少市場交易的風險和障礙，從而有利于經濟增長。例如，多年來，我國的貿易與投資主要集中在港澳臺、東亞、東南亞、美加及歐盟，僅靠現行的體制安排，不足以有穩定的市場需求。不僅如此，雙邊經貿摩擦不斷增多，僅通過我們單方面的開放是被動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因此，我們應換一個思路，積極主動的出擊，建立緊密經貿關系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以此推動外部市場的“內部化”，減少不確定性和摩擦帶來的消極影響，是一個重要的現實選擇。例如，在汽車行業，日本、歐盟為適應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挑戰，積極擴大對墨西哥的汽車業投資，墨西哥的汽車行業也廣泛地吸引外來投資，可是畢竟墨西哥國內市場，甚至美加市場也是有限的，已處于飽和狀態，迫使其要與歐盟、南方共同市場、韓國等談判自由貿易協議，以便為迅速擴大的汽車行業尋找穩定的市場需求，而建立自由貿易區則將過去的狹小市場擴大化，并延伸至其他洲，這正是墨西哥汽車產業迅速發展的基礎。
區域層次一體化 是一種選擇
良好的區域經濟合作關系是經濟現代化必要的外部環境。世紀交替之際，國際關系錯綜復雜，雙邊關系及多邊經貿關系發展中均存在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動態變化的政治關系為我們的經濟發展可能產生不穩定的外部環境，單純依靠雙邊、多邊的力量都顯得不夠，需要通過一定數量范圍內的區域經濟合作，以此鞏固政治與外交關系，減少沖突摩擦，緩和與周邊及重要貿易大國緊張的關系，所以，多增加一個區域層次的對話與合作平臺，增加更多的選擇，無疑是對我們有益的。
在全球化時代，一國的經濟現代化過程某種程度上說就是其國際化進程和融入全球化的進程，自然而然地需要與眾多國家和地區發生多種形式的聯系，靈活多樣的區域經濟一體化便是這種合作中的一種現實選擇。
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現實安排的局限
一是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系統的雙邊、區域及多邊并重，協調發展的經濟安全戰略。由于改革開放的時間，尤其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間相對較短，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程度處在不斷提高之中，經濟國際化與融入經濟全球化的程度也在不斷提高，對經濟安全戰略的考慮更多是從被動、防御的理念出發，而不是積極主動的出擊，較少從全球視野出發，制定中長期，甚至包括年度工作方案的雙邊、區域、多邊并重的經濟安全戰略。
二是現行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或合作機制理論上的作用大于現實的實際經濟利益。
第一，客觀地說，由于人們長期形成的思想觀念難以在短期內徹底改變，現行的區域合作安排更多的是起到了理論與觀念上的變革，但實際利益難以評估。尤其是來自相關貿易伙伴在區域內的對等減讓的利益幾乎不存在，單邊、自主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是近10年來我國經貿政策的基調，在區域內的對策與互惠安排僅見于《曼谷協定》。
第二，東盟與中國“10+1”自由貿易區仍處于談判之中，樂觀的估計也要在2005年才開始實施，是否能在2010年實現自由貿易，筆者持謹慎態度，如果沒有貿易、投資自由化范圍的突破，則難以形成較大的經貿利益。
第三，亞太經合組織隨著成員的增多，體制的局限越發暴露無遺，成員間對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實施無強有力的約束力，也未有對某方的回報，可想而知，自我約束的單邊自由化是相當脆弱的，隨著國際及國內環境的變化，便立即會隨之重復。如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APEC中的大多數成員均調整了其貿易、投資自由化的進程。所以除非有體制合作方面的巨大突破，APEC僅僅是個論壇，而不是一個“一體化組織”，更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我們不能對它有太高期望。
第四，其他各種形式的區域合作模式是一種有益的嘗試，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離真正意義上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安排仍較遠，更需各方共同努力，尋求新的突破。
第五，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式、合作對象的選擇、整合方案等方面尚有更多值得探討的問題。當然，目前是探討這些問題的最佳時機。一方面，中國已加入WTO，具有了在多邊發揮積極影響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國的經貿實力不斷增強，在全球及地區性經貿事務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大，也應該提出完整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構想。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構想
順應歷史潮流 建立中華自貿區
分析未來5-12年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筆者認為：在歐洲，以歐盟為核心的大歐洲經濟一體化將達到一個新境界，歐盟將變成擁有至少30個成員、占全球GDP40%、占全球貿易50％的最大經濟體；在美洲，以北美自由貿易區為核心，將發展成為有至少15個國家參加的美洲自由貿易區；在非洲，以南部非洲經濟與貨幣聯盟為基礎的一體化安排將會進一步實施；在南亞，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將會加快建立與實現自由貿易區方案；在東亞，日本、韓國都將更積極地參與簽署若干個自由貿易協議，建立自由貿易區。
作為政治大國和經濟大國，無論是從全球戰略還是地區戰略的角度，中國都需要建立以自身為核心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香港、澳門、臺灣是中國的三個單獨關稅區，又是互為重要的貿易與投資伙伴。兩岸四方建立自由貿易區即“中華自由貿易區”是兩岸四地經濟繁榮與發展的需要，是順應歷史潮流的舉措，也是新世紀“一國兩制”的新發展。
兩岸四地已成事實上的一體化
事實上，兩岸四地的經濟一體化格局目前已經初步形成，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港澳臺是大陸最重要的貿易伙伴。90年代中后期以來，港澳臺始終是內地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內地與港澳臺的貨物與服務貿易額占內地對外貿易額的第一位。以2002年為例，在貨物貿易方面，內地與港、臺、澳的進出口總額為1152億美元，占內地對外貿易額的18.6％，超過內地與世界上其它地區的貿易。
其次，大陸是香港最重要的貿易伙伴。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公布的數據,2002年，香港對內地的出口為6132.44億港元，在12年中翻了兩番。香港對內地出口占其總出口的比重從1990年的24.8％增加到2002年的39.3％。
第三，大陸日益成為臺灣的第一大出口市場。根據中國海關統計資料，2002年，內地自臺灣進口達380.6億美元，占總進口的12.9％，僅次于日本、歐盟，并與歐盟的13.1％十分接近。
第四，大陸和臺灣是香港重要的轉口貿易伙伴。2002年，香港轉口貨物為14296億港元，其中內地占60.4％，臺灣占16.6％。另外，港澳臺與內地區域內貿易比重較高、易產生貿易創造效應。兩岸四地總貿易額從1997年的9595億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1355億美元。兩岸四地區域內貿易占四地貿易比重在1997－2001年間平均達40.14％，其中總進口平均為41.6％，總出口為40.7％。如此高的區域內貿易比重卻沒有區域貿易協議的制度安排，這在貿易發展的歷史上是罕見的。
一般來說，只有區域貿易成員間的貿易才能達到一個較高水平，如歐盟經過近50年的努力，其區域貿易占全部貿易的比重達到了60％以上，除此之外，北美自由貿易區成員域內貿易已經超過45％，也就是說，在事實上，兩岸四地的貿易一體化已經達到較高水平，我們需共同承認這種經濟發展的客觀現實，順乎民意，尊重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并輔之以必要的制度安排，以促進兩岸四地共同的經濟與貿易繁榮。
港澳臺投資占內地“外資”經濟的半壁江山
除了貿易外，兩岸四地的投資聯系也很緊密。為了積極鼓勵港澳臺投資者來內地投資，內地一律將其視為“外資”對待，以給予其較優惠的待遇，使其對內地投資不斷增加。2001年，港澳和臺灣對內地協議投資分別為224.6億美元和72.7億美元，占內地協議外資總額的比重仍分別達到31.6％和10.2％，共占41.8％。如果計算累計投資額則港澳臺占內地協議外資總額仍在40％以上。
在實際利用外資方面，2001年，港澳和臺灣對內地實際投資分別為182.9億美元和33.7億美元，占內地實際利用外資的比重分別為37.5％和6.9％，共44.4％，累計投資則達到45％以上。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港澳臺是內地最重要的境外資金來源，對內地經濟發展及國際競爭力形成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港澳臺投資便沒有今日中國的外資經濟。
兩岸四方經濟融合呼喚高層次的制度安排
如前面所分析的，兩岸四方的經濟聯系、要素流動日益密切，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日益深層次的經濟融合并沒有產生兩岸四方間重大的協定和經濟一體化的制度安排，而且兩岸之間的經貿關系一直是在臺灣當局各種政策限制和阻力下實現的。
換言之，如無政治障礙，兩岸四方現實的經濟一體化將會發展到更高層次。尤其是對內地和臺灣來說，其一體化的特點在于它是繞過政治障礙“自然”形成的。其隱含的意義之一就是，當政治壁壘拆除工作邁出一小步，由于經濟關聯的相互作用而引致的經濟聯系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將邁出一大步。
從前文的分析中可得出，兩岸四方經濟一體化是兩岸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是受經濟利益所驅動的不可阻擋的潮流。但是隨著兩岸經濟一體化的深化發展，以及國際經濟環境和格局的變動，兩岸四方自發形成的經濟融合正在呼喚兩岸高層次的制度安排，以為其持續深化發展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迅猛發展對兩岸四方都是挑戰和壓力，兩岸四方應意識到強化業已形成的利益共同體的緊迫性。
因而，順應經濟發展規律，推動兩岸四方經濟一體化，制定適當的制度安排，是兩岸四方最現實的選擇。
據《粵港信息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