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投資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這種推動作用的具體效果又主要依賴于投資宏觀調控的有效發(fā)揮程度。但在目前，我國的投資宏觀調控不僅在理論上相對滯后，而且在實踐上效率不足。因此，應對投資宏觀調控的基本問題加深認識，以求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改善投資宏觀調控。
一、調控主體的明確
(一)地方政府不應作為投資宏觀調控的主體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投資調控上具有不同的權力，應根據不同的職能和需要制定不同的目標和采用不同的手段。必須強調的是，投資宏觀調控應是一種在全國范圍內的，以資源全國性流動和利益全國性分配為基礎的全局調控行為，而地方政府相對中央政府而言只是微觀主體，有著特殊的局部利益。長期以來，正是由于對地方政府調控和地方政府投資的區(qū)別認識不清，才找不出政企不分的癥結；也正是認識不清中央和地方多層調控的相互掣肘，才做不到責、權、利的一致。地方政府不能作為獨立的投資調控立法，其職能是：1.投資職能；2.貫徹執(zhí)行中央政府調控的職能；3.相關的服務職能。且這三個職能要由不同部門承擔。
(二)中央政府調控職能和投資職能的分離
中央政府是投資宏觀調控的主體，但其投資與調控職能混淆不清是調控效率低下的基本原因之一。中央政府的調控與投資職能的嚴格分離應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機構分離和權限明確。要以投資職能的弱化和調控職能的強化為指導思想。投資職能的弱化是指中央政府應以“小政府、大市場”為方向實施投資領域的合理、有序地退出的政策，具體指以投資公司為主體實現(xiàn)政府投資在競爭中退出競爭性領域。所謂強化并不是給調控機構更多的權力，也不等于更多地采用行政控制手段，主要是指在調控機構獨立的基礎上實現(xiàn)調控職能的專業(yè)化，提高決策水平和降低出錯成本，以此提高宏觀調控的效率。
二、投資主體的明確
(一)各類主體的確認
從寬泛的層次上，投資活動可分為政府投資和企業(yè)投資。可以看到，政府投資往往享有特權，而企業(yè)投資往往具有不完全的產權；政府投資不以贏利為目的，而企業(yè)投資的目標是利潤最大化；政府投資靠計劃力量獲取資金，部分不必償還，部分可轉為債務，而企業(yè)投資以市場方式獲取資金，部分是自身的經營成果，部分則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然而，僅從寬泛的層次上進行投資主體的明確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政府投資可分為中央政府投資和地方政府投資，企業(yè)投資可分為國有企業(yè)投資和私有企業(yè)投資，這在投資領域等方面有著明顯的區(qū)別。首先，在對投資主體進行分類時，應當把個人并入私有企業(yè)的分析范圍。其次，國有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從屬于國有企業(yè)，私有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從屬于私有企業(yè)。第三，關于在合作投資中，一項投資有多個投資主體的問題。應該說，無論是把該項投資的投資主體界定為出資較多者，還是把出資不同的各方分別作為不同投資主體，都不影響分析的結果。最后，因為政府的某些投資會形成國有企業(yè)，而國有企業(yè)又可運用自身經營所獲的資金進行投資，所以，前者屬于政府投資，后者屬于企業(yè)投資。
(二)各類投資主體的關系
其一，中央政府投資和地方政府投資之間的關系。由于我國采用分稅制，中央政府投資主要來自國家稅收，地方政府投資主要來自地方稅收，一定時期所能獲取的稅收總額是基本穩(wěn)定的，國家稅收和地方稅收中一方的增加則以另一方的減少為代價。中央政府投資針對于全國性公共產品，地方政府投資針對于地方性公共產品。兩者投資目的基本相同，都主要是尋求民眾福利的最大化，但受益范圍不同，前者的受益范圍為整個國家，而后者的受益范圍為一個地方。最后，考慮到中央政府的投資必然在某個地方，兩者會存在效率的差異，存在互補性也存在利益沖突。
其二，國有企業(yè)投資和私有企業(yè)投資之間的關系。國有企業(yè)和私有企業(yè)都是市場上的活動主體，其投資目的都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兩者的投資活動具有互補性，因為投資的領域不同而促使雙方產品的交換和價值的實現(xiàn)，推動雙方的再生產和再投資。由于國企與私企兩者都是企業(yè)投資活動，主體都是企業(yè)，都要以競爭為生存方式，差別是國有企業(yè)投資大多在特殊競爭性領域，私有企業(yè)投資往往在一般競爭性領域，如完全競爭領域。前者往往具有長期性、所需資金多、風險較大、回報率不確定，后者往往具有短期性、風險較小、投資資金少、回報率較確定；前者所有權在政府，后者所有權在自身。因而前者在決策、實施等方面會因不合理干預而變得復雜，而后者則相對簡單和靈活。國有企業(yè)投資會在諸多領域逐步讓位于私有企業(yè)投資，而在一些關鍵領域又必須抵抗外國企業(yè)投資，以保護私有企業(yè)投資，在經濟全球化和入世的現(xiàn)實狀況下，認識這層關系尤為重要。
(三)各類主體的投資領域是什么
其一，中央政府投資領域：(1)給全國居民提供公共產品。(2)全國性能源、交通運輸、郵電、科教文衛(wèi)等基礎設施投資。(3)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生產建設項目投資。這類項目所需工期長、投資多，地方和企業(yè)難以完成。<4)對具有開放性地方公共產品給予投資補助。
其二，地方政府投資領域：(1)投資興建地區(qū)范圍內的基礎設施，此類項目投資額大，使用年限長，低利甚至沒有贏利。(2)投資興辦地方性文化教育、社會治安、衛(wèi)生保健、就業(yè)培訓等事業(yè)，這些投資沒有明確的收回方式。(3)投資興辦某些第三產業(yè)項目，為引入外資和便利地方經濟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4)與其他地方政府合資興建某些項目，如投資于三省交界處的公路建設等。
其三，國有企業(yè)投資領域。(1)私有企業(yè)不愿進入的領域，主要是一些具有外部性、高風險、收益率低或收益期長的產業(yè)，如一些應用科學研究的投資。(2)私有企業(yè)不能進入或當前不能進入的領域。如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產業(yè)。(3)私有企業(yè)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關鍵領域。如金融服務業(yè)、汽車制造業(yè)、飛機制造業(yè)等。
其四，私有企業(yè)投資領域。私有企業(yè)投資領域根本無需界定，因為我們所認為的私有企業(yè)不該進入的領域如公共產品生產領域，私有企業(yè)根本不會進入，也就是說，私有企業(yè)投資愿意進入的領域，即是其應該進入的領域。
三、投資客體的明確
(一)產權界定
立足于投資基礎，產權應包括所有權、決策權、經營權和收益權。所有權即表明資金的來源，要求全部投入資金的所有性質都必須可被區(qū)分和計量；決策權表明誰決定投資，被作為判斷首要責任的依據；經營權即是誰來直接運作，它與效益的聯(lián)系最明顯；而收益權即投資收益的分配，直接體現(xiàn)投資目的的實現(xiàn)，構成再投資的動力。對這四項權力進行“兩個結合”和“一個分離”是實現(xiàn)產權清晰，實現(xiàn)投資客體明確的根本措施。“兩個結合”是指決策權與經營權的結合和所有權與收益權的結合；“一個分離”是指上述兩個結合之間的分離。對政府投資，其決策經營權在投資公司，其所有收益權在作為公眾代表的政府；對企業(yè)投資，其決策經營權在企業(yè)，在不同所有性質的企業(yè)中，政府僅擁有不同程度的所有收益權。
(二)市場稀缺程度
對市場稀缺程度的判斷標準應包括以下三方面內容：(1)在現(xiàn)有需求水平基礎上能平衡過剩的需求，這些需求包括對商品的消費需求和對要素的生產需求，因此能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和社會的總供給能力。(2)能夠跟隨社會需求水平的提高，在相當長時期內不被淘汰。社會需求水平的提高可能來源于居民消費偏好的整體上升和生產技術的全面改善，而這是一個必然的、任何商品的需求都會逐漸降低的過程。(3)能創(chuàng)造新的需求或者能夠替代本國對外國產品的需求。前者是指能創(chuàng)造出全新的且能受到青睞的產品，后者是指能填補目前國內此類產品生產的空白，且實現(xiàn)合理的代價。關于市場稀缺程度的具體衡量問題，必須采用先進的統(tǒng)計方法和計算方法，像衡量科技進步程度那樣，能夠以明確的基數或序數去表示。
四、調控途徑的完善
調控途徑應理解為生產、分配和消費有關的投資宏觀調控制度、規(guī)則等公共產品的場所或一系列關系的總和。可看到，這些公共產品即制度或規(guī)則等主要涉及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法律領域。根據上述概念，調控途徑能否暢通且有效地運行應取決于公共產品的生產、分配和消費三個方面，但由于在消費方面主要受消費者偏好的影響，而偏好在任何市場都理所應當地存在且不構成明顯的障礙，所以，在此只談公共產品生產和分配兩個方面。
(一)公共產品的生產方面
具體來說，公共產品在質上要保證其不是劣質品，它們能給消費者即投資主體提供應有的效用。在量上要保證這些公共產品有足夠的品種和產量以滿足方方面面的需要。而這都要求中央政府在公共產品的生產上具有效率。根據現(xiàn)代公共選擇理論，政府在生產公共產品上的低效率主要來自以下因素：(1)有限信息和不確定性。即政府無法擁有消費者需求公共產品的品種、品質和產量的全部信息，而這些需求本身也處于變化之中，所以政府不能完全確知制定什么制度或規(guī)則來調控客體。(2)能力限制。實際上，生產這些公共產品的人可能是一些政治家而非經濟學家，所以生產出的公共產品很可能對任何消費者來說都是劣質品，也就是說他們制定的制度和規(guī)則不但無益于調控甚至會有害于調控。(3)政府的行為可能會受某些利益集團的影響，生產出的公共產品不一定完全符合民眾利益。考慮到上述這些政府在生產公共產品中低效率的原因，必須有針對性的策略予以改善。對有限信息和不確定性問題，中央政府只能加強市場調查與預測，力爭信息相對充分，及時、動態(tài)地把握各種投資活動的制度需求。對能力限制問題，必須強調建立公正、合理的用人制度，做到能上能下、務求稱職。同時，除了加強監(jiān)督之外，更應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進行政策制定機制的調整，增加一些為私有企業(yè)說話的聲音。
(三)公共產品的分配方面
在一般情況下，中央政府制定的制度或規(guī)則等公共產品要由地方政府去貫徹落實，而分配決定了消費，這就產生了一些問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往往會構成多層次的權力博弈關系。因為地方政府承擔了分配中央政府生產的公共產品的任務，如果再擁有合法的生產制度、規(guī)則等地方性公共產品的權力，在必然的利益不一致狀況和地方利益的驅動下，必然會阻止中央政府公共產品的分配，盡力去分配自己生產的公共產品。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仍要委托地方政府去分配這些公共產品，兩者構成了委托一代理的關系。中央政府要建立合理的博弈規(guī)則來迫使地方政府只在和中央政府利益一致的情況下行動，并逐步消除地方政府生產地方性調控政策的權力。然后在中央政府是唯一調控主體的條件下，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增加地方政府合理行為的機會成本即違約成本，以實現(xiàn)中央政府公共產品的合理分配。
據《宏觀經濟管理》
一、調控主體的明確
(一)地方政府不應作為投資宏觀調控的主體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投資調控上具有不同的權力，應根據不同的職能和需要制定不同的目標和采用不同的手段。必須強調的是，投資宏觀調控應是一種在全國范圍內的，以資源全國性流動和利益全國性分配為基礎的全局調控行為，而地方政府相對中央政府而言只是微觀主體，有著特殊的局部利益。長期以來，正是由于對地方政府調控和地方政府投資的區(qū)別認識不清，才找不出政企不分的癥結；也正是認識不清中央和地方多層調控的相互掣肘，才做不到責、權、利的一致。地方政府不能作為獨立的投資調控立法，其職能是：1.投資職能；2.貫徹執(zhí)行中央政府調控的職能；3.相關的服務職能。且這三個職能要由不同部門承擔。
(二)中央政府調控職能和投資職能的分離
中央政府是投資宏觀調控的主體，但其投資與調控職能混淆不清是調控效率低下的基本原因之一。中央政府的調控與投資職能的嚴格分離應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機構分離和權限明確。要以投資職能的弱化和調控職能的強化為指導思想。投資職能的弱化是指中央政府應以“小政府、大市場”為方向實施投資領域的合理、有序地退出的政策，具體指以投資公司為主體實現(xiàn)政府投資在競爭中退出競爭性領域。所謂強化并不是給調控機構更多的權力，也不等于更多地采用行政控制手段，主要是指在調控機構獨立的基礎上實現(xiàn)調控職能的專業(yè)化，提高決策水平和降低出錯成本，以此提高宏觀調控的效率。
二、投資主體的明確
(一)各類主體的確認
從寬泛的層次上，投資活動可分為政府投資和企業(yè)投資。可以看到，政府投資往往享有特權，而企業(yè)投資往往具有不完全的產權；政府投資不以贏利為目的，而企業(yè)投資的目標是利潤最大化；政府投資靠計劃力量獲取資金，部分不必償還，部分可轉為債務，而企業(yè)投資以市場方式獲取資金，部分是自身的經營成果，部分則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然而，僅從寬泛的層次上進行投資主體的明確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政府投資可分為中央政府投資和地方政府投資，企業(yè)投資可分為國有企業(yè)投資和私有企業(yè)投資，這在投資領域等方面有著明顯的區(qū)別。首先，在對投資主體進行分類時，應當把個人并入私有企業(yè)的分析范圍。其次，國有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從屬于國有企業(yè)，私有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從屬于私有企業(yè)。第三，關于在合作投資中，一項投資有多個投資主體的問題。應該說，無論是把該項投資的投資主體界定為出資較多者，還是把出資不同的各方分別作為不同投資主體，都不影響分析的結果。最后，因為政府的某些投資會形成國有企業(yè)，而國有企業(yè)又可運用自身經營所獲的資金進行投資，所以，前者屬于政府投資，后者屬于企業(yè)投資。
(二)各類投資主體的關系
其一，中央政府投資和地方政府投資之間的關系。由于我國采用分稅制，中央政府投資主要來自國家稅收，地方政府投資主要來自地方稅收，一定時期所能獲取的稅收總額是基本穩(wěn)定的，國家稅收和地方稅收中一方的增加則以另一方的減少為代價。中央政府投資針對于全國性公共產品，地方政府投資針對于地方性公共產品。兩者投資目的基本相同，都主要是尋求民眾福利的最大化，但受益范圍不同，前者的受益范圍為整個國家，而后者的受益范圍為一個地方。最后，考慮到中央政府的投資必然在某個地方，兩者會存在效率的差異，存在互補性也存在利益沖突。
其二，國有企業(yè)投資和私有企業(yè)投資之間的關系。國有企業(yè)和私有企業(yè)都是市場上的活動主體，其投資目的都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兩者的投資活動具有互補性，因為投資的領域不同而促使雙方產品的交換和價值的實現(xiàn)，推動雙方的再生產和再投資。由于國企與私企兩者都是企業(yè)投資活動，主體都是企業(yè)，都要以競爭為生存方式，差別是國有企業(yè)投資大多在特殊競爭性領域，私有企業(yè)投資往往在一般競爭性領域，如完全競爭領域。前者往往具有長期性、所需資金多、風險較大、回報率不確定，后者往往具有短期性、風險較小、投資資金少、回報率較確定；前者所有權在政府，后者所有權在自身。因而前者在決策、實施等方面會因不合理干預而變得復雜，而后者則相對簡單和靈活。國有企業(yè)投資會在諸多領域逐步讓位于私有企業(yè)投資，而在一些關鍵領域又必須抵抗外國企業(yè)投資，以保護私有企業(yè)投資，在經濟全球化和入世的現(xiàn)實狀況下，認識這層關系尤為重要。
(三)各類主體的投資領域是什么
其一，中央政府投資領域：(1)給全國居民提供公共產品。(2)全國性能源、交通運輸、郵電、科教文衛(wèi)等基礎設施投資。(3)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生產建設項目投資。這類項目所需工期長、投資多，地方和企業(yè)難以完成。<4)對具有開放性地方公共產品給予投資補助。
其二，地方政府投資領域：(1)投資興建地區(qū)范圍內的基礎設施，此類項目投資額大，使用年限長，低利甚至沒有贏利。(2)投資興辦地方性文化教育、社會治安、衛(wèi)生保健、就業(yè)培訓等事業(yè)，這些投資沒有明確的收回方式。(3)投資興辦某些第三產業(yè)項目，為引入外資和便利地方經濟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4)與其他地方政府合資興建某些項目，如投資于三省交界處的公路建設等。
其三，國有企業(yè)投資領域。(1)私有企業(yè)不愿進入的領域，主要是一些具有外部性、高風險、收益率低或收益期長的產業(yè)，如一些應用科學研究的投資。(2)私有企業(yè)不能進入或當前不能進入的領域。如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產業(yè)。(3)私有企業(yè)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關鍵領域。如金融服務業(yè)、汽車制造業(yè)、飛機制造業(yè)等。
其四，私有企業(yè)投資領域。私有企業(yè)投資領域根本無需界定，因為我們所認為的私有企業(yè)不該進入的領域如公共產品生產領域，私有企業(yè)根本不會進入，也就是說，私有企業(yè)投資愿意進入的領域，即是其應該進入的領域。
三、投資客體的明確
(一)產權界定
立足于投資基礎，產權應包括所有權、決策權、經營權和收益權。所有權即表明資金的來源，要求全部投入資金的所有性質都必須可被區(qū)分和計量；決策權表明誰決定投資，被作為判斷首要責任的依據；經營權即是誰來直接運作，它與效益的聯(lián)系最明顯；而收益權即投資收益的分配，直接體現(xiàn)投資目的的實現(xiàn)，構成再投資的動力。對這四項權力進行“兩個結合”和“一個分離”是實現(xiàn)產權清晰，實現(xiàn)投資客體明確的根本措施。“兩個結合”是指決策權與經營權的結合和所有權與收益權的結合；“一個分離”是指上述兩個結合之間的分離。對政府投資，其決策經營權在投資公司，其所有收益權在作為公眾代表的政府；對企業(yè)投資，其決策經營權在企業(yè)，在不同所有性質的企業(yè)中，政府僅擁有不同程度的所有收益權。
(二)市場稀缺程度
對市場稀缺程度的判斷標準應包括以下三方面內容：(1)在現(xiàn)有需求水平基礎上能平衡過剩的需求，這些需求包括對商品的消費需求和對要素的生產需求，因此能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和社會的總供給能力。(2)能夠跟隨社會需求水平的提高，在相當長時期內不被淘汰。社會需求水平的提高可能來源于居民消費偏好的整體上升和生產技術的全面改善，而這是一個必然的、任何商品的需求都會逐漸降低的過程。(3)能創(chuàng)造新的需求或者能夠替代本國對外國產品的需求。前者是指能創(chuàng)造出全新的且能受到青睞的產品，后者是指能填補目前國內此類產品生產的空白，且實現(xiàn)合理的代價。關于市場稀缺程度的具體衡量問題，必須采用先進的統(tǒng)計方法和計算方法，像衡量科技進步程度那樣，能夠以明確的基數或序數去表示。
四、調控途徑的完善
調控途徑應理解為生產、分配和消費有關的投資宏觀調控制度、規(guī)則等公共產品的場所或一系列關系的總和。可看到，這些公共產品即制度或規(guī)則等主要涉及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法律領域。根據上述概念，調控途徑能否暢通且有效地運行應取決于公共產品的生產、分配和消費三個方面，但由于在消費方面主要受消費者偏好的影響，而偏好在任何市場都理所應當地存在且不構成明顯的障礙，所以，在此只談公共產品生產和分配兩個方面。
(一)公共產品的生產方面
具體來說，公共產品在質上要保證其不是劣質品，它們能給消費者即投資主體提供應有的效用。在量上要保證這些公共產品有足夠的品種和產量以滿足方方面面的需要。而這都要求中央政府在公共產品的生產上具有效率。根據現(xiàn)代公共選擇理論，政府在生產公共產品上的低效率主要來自以下因素：(1)有限信息和不確定性。即政府無法擁有消費者需求公共產品的品種、品質和產量的全部信息，而這些需求本身也處于變化之中，所以政府不能完全確知制定什么制度或規(guī)則來調控客體。(2)能力限制。實際上，生產這些公共產品的人可能是一些政治家而非經濟學家，所以生產出的公共產品很可能對任何消費者來說都是劣質品，也就是說他們制定的制度和規(guī)則不但無益于調控甚至會有害于調控。(3)政府的行為可能會受某些利益集團的影響，生產出的公共產品不一定完全符合民眾利益。考慮到上述這些政府在生產公共產品中低效率的原因，必須有針對性的策略予以改善。對有限信息和不確定性問題，中央政府只能加強市場調查與預測，力爭信息相對充分，及時、動態(tài)地把握各種投資活動的制度需求。對能力限制問題，必須強調建立公正、合理的用人制度，做到能上能下、務求稱職。同時，除了加強監(jiān)督之外，更應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進行政策制定機制的調整，增加一些為私有企業(yè)說話的聲音。
(三)公共產品的分配方面
在一般情況下，中央政府制定的制度或規(guī)則等公共產品要由地方政府去貫徹落實，而分配決定了消費，這就產生了一些問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往往會構成多層次的權力博弈關系。因為地方政府承擔了分配中央政府生產的公共產品的任務，如果再擁有合法的生產制度、規(guī)則等地方性公共產品的權力，在必然的利益不一致狀況和地方利益的驅動下，必然會阻止中央政府公共產品的分配，盡力去分配自己生產的公共產品。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仍要委托地方政府去分配這些公共產品，兩者構成了委托一代理的關系。中央政府要建立合理的博弈規(guī)則來迫使地方政府只在和中央政府利益一致的情況下行動，并逐步消除地方政府生產地方性調控政策的權力。然后在中央政府是唯一調控主體的條件下，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增加地方政府合理行為的機會成本即違約成本，以實現(xiàn)中央政府公共產品的合理分配。
據《宏觀經濟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