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之后，新能源節能環保等領域也被列為下一步政府應該培育的“新的增長點”。據報道，有關部門正在制定《新能源產業振興和發展規劃》，內容既包括核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也包括煤化工等傳統能源利用體系的變革。

    我國在2006年就正式施行了《可再生能源法》，之后又在政策層面對其多次規制。2007年4月《能源發展‘十一五’規劃》提出，將重點發展資源潛力大、技術基本成熟的風能發電、生物質能發電、生物質能成型燃料、太陽能利用等可再生能源，并將制定可再生能源發電配額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發電電價優惠政策，施行有利于生產和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稅收政策。同年9月，國家發改委頒布《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明確提出“要逐步提高優質清潔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結構中的比例，可再生能源消費量占整體能源消費量的比例要從目前的8%提高到2020年的15%。”

    可見，此次《規劃》的擬議是前期政策指向的延續，而與此同時相關產業收益與風險也將因此重新洗牌。一直以來，制造業都是我國經濟的重要引擎，在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中紡織、汽車、鋼鐵等制造業占據了絕對比重。而應當看到的是，能源供給是保障制造業發展的一大前提，新能源開發在現代經濟增長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在資本市場，新能源行業已經演繹過多個財富神話。2007年12月26日，風電行業龍頭金風科技甫一登陸深圳中小板市場，立刻受到投資者狂熱追捧，最終以263.89%的漲幅收盤，一批私人股權投資基金收益豐厚。而在此之前，已有10家光伏企業在海外上市，平均單筆IPO融資1.977億美元。

    然而，聚焦我國新能源實體產業現狀，金融領域的狂熱似乎仍停留在概念炒作層面，其中蘊藏的風險顯而易見。我國能源資源分布廣、種類多，但到目前為止，國內實際能源的開發量卻很小，在技術、規模、發展速度上依然較大程度地落后于發達國家。例如，風力發電機兆瓦級以上的生產主要依靠技術轉讓；光伏電池生產的關鍵設備和原材料大都需要進口；生物液體燃料的關鍵技術尚未掌握等。所以，在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之際，新能源板塊受創最重。

    我國新能源發展的這些瓶頸主要源于該產業前期技術投入大、項目周期長等特性。以某上市公司的風電開發為例，其當年年初上馬的1.5兆風電裝機項目要到下半年才能出樣機，產品真正批量生產上市則需要到第二年。所以，該新能源產業的發展需要巨額投資。而私募、風投等投資方以博取短線巨額收益為目的，一旦市場售價達到他們的預期，便果斷獲利了結，不可能為了企業的長期發展而傾囊相助。與此同時，缺乏行業規劃也會導致諸多資源浪費。近年來風電裝備項目上馬過多，又極有可能引發產能過剩。如果一個背負經濟增長新看點的產業，從上馬伊始就隱藏著低水平重復與產能過剩的陰影，那才是新興產業起飛中途即折戟的巨大遺憾。

    盡管經濟衰退的風險客觀存在，但是這并不是急于盲目推進新能源項目的理由。在我國新能源產業發展初期，政府部門理當承擔起政策引導的責任，以最大限度規避商業機構的經營風險。商業機構具備敏銳的市場洞察力，但是短視的盈利沖動卻很容易破壞新能源領域的合理布局，與長期技術創新的研發與應用。所以，筆者以為，政策部門積極參與并適當承擔產業整體風險，應成為擬議中的《新能源產業振興和發展規劃》重要內容，不僅需要在宏觀層面統籌安排新興能源的開發，還要在資金引進等技術層面給予一定的政策傾斜。

    之前，商務部曾發文要求拓展吸收外資渠道，充分利用清潔發展機制，鼓勵減排潛力大的企業與國際投資者合作；而國務院也曾批準籌建廣東核電新能源基金、山西能源基金等，為地方新能源開發籌集資金。以此觀之，推進更完備的振興規劃，需要對之前的政策經驗與私募股權投資的成敗得失做出仔細而合理的檢討，充分考慮和征求市場商業機構意見與需求，以求最大限度避免因應對短期經濟衰退風險，而將新能源產業的政策部署過于短視化。

    一個房地產行業曾帶動中國經濟十年的增長。從產業性質上說，新能源產業帶動經濟增長的優勢，要比房地產強得多。但正如同住房體制改革和按揭貸款制度是房地產行業起飛的助推器一樣，當下的新能源行業也正需要邁出第一步，也是最為關鍵的政策扶持與助跑的第一步。（作者系上海第一財經頻道主持人，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