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農藥，不得不提草甘膦。

　　兩年間，草甘膦價格跌宕。在國際農藥大鱷孟山都宣布一條10萬噸/年的草甘膦生產線停產后，中國草甘膦的噸價從2.5萬元升到3萬元，進而暴漲到10萬元；2008年5月孟山都表示要恢復生產，減少從中國的進口量，國內價格開始一路跳水，降至接近2萬元的低位，同時出口原藥價格也一路看跌。

　　這仍是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專利農藥生產國、最大的非專利農藥出口國，但制劑出口比例低，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談判上沒有主動權。

　　由于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產品登記證，中國企業目前只能扮演“原藥代工者”的角色。但作為中國農藥公司的參照對象，在研發上掌握制高點的跨國農藥公司卻憑借著更為環保的產品賺取了超額利潤。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世界化工巨頭巴斯夫2009年第一季度的銷售額同比下降23%，回落至122億歐元，但其農用解決方案部門卻表現強勁，銷售額反而同比增加21%。

　　未來十年，中國農藥企業的發展軌跡將會呈現出怎樣的變化？會是于產業鏈競爭中沉淪于低端，還是會像先正達、孟山都那樣站在利潤的頂端？

　　來自農業部農藥檢定所的統計數據顯示，在農業部農藥檢定所取得農藥產品出口登記證明的企業多達1300多家，其中，約有30%以上是未經國家核準的非法農藥原藥生產企業。

　　1.草甘膦的價格曲線

　　中化集團(Sinochem)7月27日發布了一則聲明稱，正與澳洲農業化學品公司Nufarm正就潛在收購項目進行前期探討，不過商談仍處于初步階段。

　　聲明中有一明一暗兩個關鍵詞。其一是Nufarm。Nufarm是全球最大的“非專利”農藥生產商之一。中國，正需要大型的農藥公司。

　　其二是除草劑草甘膦。因草甘膦銷售疲弱，Nufarm在2009年6月將全年獲利預估下調15%至大約1.87億澳元。而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草甘膦生產和出口國。

　　作為世界強勢農藥品種之一，草甘膦中國出口價格曲線的變化，足以折射出中國農化的尷尬現狀。

　　三年前，草甘膦原藥價格進入上升通道，從2萬多元/噸一路拉高至2008年4月10萬多元/噸的制高點。

　　草甘膦價格突漲，在業內看來，是非常不正常的。原化工部化工司副司長、中國農藥工業協會名譽理事長王律先表示，“主要是去年孟山都公司的生產線一度停產，但國際轉基因作物推廣很快，尤其是生物能源作物對草甘膦需求量還在增大。在缺貨和中間商熱炒的雙重作用下，草甘膦的價格被抬高到10萬/噸甚至11萬/噸。”

　　暴利的刺激下，新一輪的投資擴產高潮隨之而起。

　　王律先說，“這段時間不管廠大廠小，草甘膦廠家都獲得了豐厚的收益。也正是這種不正常的情況，大大地推動了國內盲目的重復建設，所以到處在上草甘膦項目。”

　　國信證券聯席研究總監、化工行業首席分析師邱偉指出，2007年國內草甘膦產能達到39萬噸左右，產品80%以上出口。目前國內草甘膦年總產量在30萬噸左右，年生產能力達60 萬噸。幾家大型農藥生產企業的草甘膦新建及擴建項目均在動工。據不完全統計，僅2008年至2010年就有12家企業在擴產或新規劃，擬新增產能約38萬噸，2008年底的新增產能就超過2007年的國內總產量。不過由于產能分散，準確的數據難以統計。

　　對于涌入的資本而言，10萬多元/噸的高價位曾讓他們產生超額利潤觸手可及的錯覺。但在金融危機爆發后，他們的財富夢想泡沫卻迅速幻滅。

　　目前，市場需求下降，出口額下滑的局面還在繼續。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1-5月份，包括草甘膦在內的農藥出口為23.7萬噸，同比下降1.8%，出口金額6.7億美元，同比下降32.3%。

　　6月24日，孟山都宣布了其2008/2009財年的第三季度財務數據。數據顯示，第三季度草甘膦產品的銷售凈收入為6.14億美元，去年同期為11.68億美元，減少了47%。同時草甘膦價格暴跌，從去年的10美元/公斤降到了現在的3美元/公斤。

　　全球草甘膦的價格繼續下探，中國生產草甘膦的企業也因草甘膦產能過剩等綜合因素陷入了困境。國內3家生產草甘膦的上市公司新安股份[47.30 0.81%](600596.SH)、江山股份[15.59 -0.45%](600389.SH)、華星化工[11.79 -0.59%](002018.SZ)今年第一季度的財務報告顯示，三家企業第一季度營業收入同比下降依次為35.15%、31.63%和57.87%，而且下降的趨勢還將持續。華星化工預計今年上半年凈利潤將同比減少60%-80%。

　　“如果失去國際市場，靠國內每年5萬噸上下的消費能力是難以消化產能的。”一位草甘膦廠商代表說。

　　與此同時，產能過剩將中國草甘膦廠商進一步推入了價格戰的泥潭。草甘膦價格也因此從2008年底開始一路走低，回落到2006年的水平。

　　行業數據顯示，今年7月，主流廠家對外報價穩定至 2.0~2.05 萬元/噸，但是實際成交價格在1.95～2.0萬元/噸。

　　有專家指出，草甘膦原藥成本在2.5萬～2.6萬元，合理的價格應該在2.8萬～3萬元。

　　也由于銷售業績下滑，在前兩年嘗到甜頭的草甘膦廠商開始感受到財務壓力。

　　上述草甘膦廠商代表向記者表示，“經銷商銷不動貨，回收賬款周期延長已經是行業里普遍存在的現象。”

　　在殘酷的價格戰中，新安股份等擁有規模優勢的草甘膦大型企業也并不輕松。對這些廠商而言，環保投入是一筆不小的資本支出，但小廠們卻不需要考慮這方面的成本。

　　統計顯示，目前中國已獲得草甘膦原藥登記的生產企業有81家。雖然新安股份等大型企業的產能占了國內總產能的一半，但產能的另一半卻掌握在年產能1萬噸以下的中小企業手中。

　　“環保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成本加大，設備安裝和長期的運轉都需要投入資金。不投入(環保成本)的廠反而競爭優勢明顯。”浙江新安化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位管理人士無奈的表示。

　　據了解，新安股份數年前在新安江的草甘膦環保裝置上的投資就高達5000萬元左右，每年的運行費用也一直維持2000萬上下。邱偉認為，“這一成本對于國內大量1000噸/年到5000噸/年產能的草甘膦小廠而言，無疑是難以承受的。”

　　草甘膦的故事是中國農藥產業的縮影。在這個產業，行業集中度和環保力度偏低已是不爭的事實。

　　邱偉指出，當前國內農藥生產企業實際上有4000多家，而“三證”齊全的也有2200家左右，由于現有管理法規的缺陷，其余2000家企業照樣生存。目前中國前20位生產廠家的農藥產量占據了約41%國內和出口產品市場。

　　在邱偉眼中，“長久以來，中國的農藥行業始終給人以低壁壘、高污染以及有多達2300多家企業參與的充分競爭行業的印象。”

　　不過，近年來，國家已開始通過環保、注冊等方式共同提升國內農藥行業門檻。2007年，國家強制要求甲胺磷、對硫磷、甲基對硫磷、久效磷、磷胺等五種高毒農藥退市。

　　自2008年3月1日起，原藥企業注冊資金不低于5000萬元，投資規模不低于5000萬元，其中環保投資不低于投資規模的15%。制劑(加工、復配)企業注冊資金不低于3000 萬元，投資規模不低于2000萬元，環保投資應不低于投資規模的8%。

　　2009年3月，農業部和工信部聯合表示停止批準有效成分含量低于30%的草甘膦水劑登記，這意味著占草甘膦市場近九成的10%草甘膦將從2010年起退出農藥市場。

　　根據相關部門的規劃，未來國內前50大農藥生產企業的市場占有率將達到60%。

　　可當前的情況還不容樂觀。一位業內專家坦言，“小廠大多不是按照產業政策去報批的，屬于盲目建設。農藥管理盡管有各種規定，但是地方政府管理卻不是很嚴，市場又不規范，(企業)并不是處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下。”

　　2.阿基里斯之踵

　　今年第二季度，中國共出口農藥14.4萬噸，價值4億美元。分別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2.6%和38.8%，出口平均價格2774美元/噸。此間，真正賺取了豐厚收益的，其實是有產品登記證的中間代理商。因為，當前我國農藥出口的現狀是，眾多出口廠商在進口國里少有進行產品登記，多是產地登記。

　　身處當前的農藥市場格局中，中國農化企業的走出去才剛起步。在王律先看來，中國公司“現在參與國際競爭的力度并不是很大，走出去的還不是太多”。

　　在出口市場需求下滑的2009年上半年，這些為數不多的企業也遭受了一定打擊。新安股份在2009年一季度財務報告中稱，受國內外經濟及行業無序競爭的影響，主要產品銷售價格持續低價所致，公司凈利潤同比下降84.18%，并初步預測2009年中期凈利潤同比減少50%以上。

　　一位新安股份的管理人士正在為下半年的經營業績感到焦慮。“雖說宏觀經濟有回暖的趨勢，但我們暫時還沒有感受到國際市場真正有所好轉。”

　　但新安股份近期也有好消息傳出。在爭奪國際市場份額的征途上，這家公司上個月剛贏得了一場勝利。

　　6月17日，歐洲初審法院作出最終裁決：取消對新安化工草甘膦征收29.9%的反傾銷稅，并由歐盟理事會承擔相關訴訟費用。新安化工由此成為歐盟對中國草甘膦發起反傾銷調查15年來，獲得勝訴的第一個贏家。

　　草甘膦是新安股份的主要農藥產品。憑借著2008年草甘膦的牛市，新安股份這一年實現了16.90億元的凈利潤，同比增長239.73%。

　　但新安股份的國際化之路并非一帆風順——進入國際市場意味著對原有草甘膦廠商市場空間的擠壓，注定這條道路波折重重。

　　新安股份主要的阻力來自孟山都。在新安股份入局國際市場之前，孟山都已是這個市場當之無愧的霸主。

　　20世紀70年代，憑借草甘膦專利，孟山都在美國、西歐、南美等地投入數十億美元，建了從原藥生產廠到制劑配制廠的完整生產體系，一直壟斷世界除草劑的主要市場。

　　這種壟斷局面隨著專利保護到期和新競爭者的加入而被打破。

　　在過去十幾年里，以孟山都和新安股份為主角的反傾銷戰在歐盟、澳大利亞、巴西和阿根廷等世界主要農化市場不斷上演。

　　新安股份在歐盟一度被課以48%的高額反傾銷稅，在巴西也被迫離場。但在澳大利亞和阿根廷則獲得了認可。

　　“新安草甘膦投產最早，在生產技術、產品質量方面投入最大、改進最顯著，同時開辟國際市場的力度也最大，因此才有今天草甘膦這么個局面。包括江山化工[13.29 0.45%]、紅太陽[15.27 -2.05%]和華星化工在反傾銷方面的投入都不如新安多。”王律先說。

　　雖然14年后在歐盟獲得了反傾銷戰的勝利，但新安股份還有一個軟肋——產品登記證，這也是中國農化企業共同的“阿基里斯之踵”。

　　“產品出口必須要取得當地國進口國的登記管理，不登記不能在當地銷售。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有登記管理，只是嚴格不嚴格的問題。”王律先進一步表示，“像新安股份、威遠生化[9.60 -3.32%]這樣的大廠在當地有登記，但辦理一個登記證需要幾百萬美元，不是一般小廠能承受得起的。同時，登記還需要很多資料數據。很多小廠出口額本身就不大，花好幾百萬美元顯然不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出口廠商大多將產品出售給擁有產品登記證的中間代理商，而后者在加工后轉手倒賣的同時，也順理成章的賺取了中間的豐厚收益。

　　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草甘膦出口均價為5000～5500美元/噸，而美國市場均價為29000美元/噸(折純)，兩者之間的巨大價差此后雖然有所變化，但卻一直延續到現在。

　　邱偉指出，從全球主要農藥市場美國的情況來看，由于國外農藥企業多數擁有EPA的農藥登記，而中國企業只有產地登記。由于沒有產品登記，中國農藥企業目前主要還是為國外農藥巨頭充當農藥原藥代工的角色。這也是造成草甘膦出口價與美國銷售出現巨大價差的主要原因。

　　新安股份上述管理人士向記者抱怨說，“大部分的利潤都在渠道這塊，但被中間商賺走了。”

　　“未來國際市場上，國內農藥企業如果希望向農藥價值鏈的高端進軍，需要充分了解國際市場規則，進入下游分銷領域。這可以通過在國外市場設立分公司進行農藥登記注冊，建立自己的品牌；或者通過合資合作與美國的登記注冊公司和銷售公司建立更深層次的聯系；或者通過取得跨國公司淘汰產品的市場銷售權進一步豐富產品線。”邱偉說。

　　意識到這一缺陷的新安股份已經開始有所行動。“必須要改變原來的商業模式，一直處在這個階段比較麻煩。”上述管理人士透露，新安股份除了嘗試搭建國際經銷商隊伍，還在西非等地進行產品登記。但他也坦言，“起步晚了，國際化發展并不容易。”

　　3.外資的中國環節

　　和還在嘗試向外邁步的中國公司不同，巴斯夫、杜邦等為代表跨國公司，已經把中國看作國際化經營中的一個目標。經過20年左右的耕耘，中國已成為它們業務版圖中的重要一環。

　　在這些深耕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中，杜邦的身影頗為醒目。在上世紀90年代，杜邦全球的首個農化合資廠落戶中國。

　　杜邦農化董事長兼杜邦香港總裁林程衛端介紹，1990年，杜邦化學植保業務部門(CPP)設立杜邦農化(DuPAC)這家合資公司，專門做HU(磺酰脲類)產品。當時，杜邦上海農化合資廠的合作伙伴是上海華誼(集團)公司，其前身是上海化工局。

　　原上海杜邦農化有限公司總經理鮑世禎作為該項目團隊的一員，對此印象頗深。他不僅參與了工廠建設，并于1996年出任農化廠的廠長。兩年后，他開始負責杜邦在中國的農業產品和生產運營。

　　引進先進的農藥品種，是當時中國農化產業引入跨國公司的出發點，杜邦對此心知肚明。

　　“HU產品是我們在1967年發明的一個除草劑，是一個突破性產品，也是相對安全的一個產品。因此無論當時還是現在，在我們的業務中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產品。所以，我們是向中國引進了一個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產品。”林程衛端說。

　　考慮到中國的國情，杜邦亦接受了合資公司的形式。

　　鮑世禎說，“杜邦公司希望可以建自己全資的工廠，可以獨自運營，在財力上也是沒有問題的。之所以合資，是因為當時農業化學在中國是一個主要產業，因為中國有8億農民，關系到農業的農業化學在當時必須以合資形式合作。事實上，當時政府對我們非常支持，因此杜邦本身占80%，而對方占20%。其實后來一些同類的合資，在股份方面比我們還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我們還是大股東，對運營還是有全部的管理權。”

　　鮑世禎承認，“因為合資與獨資有很大的不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如何讓合資方感到滿意，其實是很不容易的。”杜邦對中國市場經歷了漸進的過程。

　　現實的情況和鮑世禎最初的設想并不一樣。“中國有8億農民，那么農業化學的前景應該是很好的，但進來后發現了一些問題。”

　　知識產權保護和價格差異成為杜邦這樣的跨國公司遭遇的主要問題。“在中國有很多人仿造杜邦的產品，那么我們在業務競爭方面有很大的挑戰。同時，我們的產品價格比較高，競爭起來就非常辛苦。”

　　在開始階段，杜邦農化甚至一度虧損。為扭轉這一局面，鮑世禎絞盡腦汁。

　　“我們為何轉虧為盈，是因為我們占80%的股份，我們要對整個公司的利潤負責，而且我們要讓占20%的合作伙伴感到我們可以信任，所以我非常看重雙方的利益。”鮑說。

　　一個現實的方法是將中國工廠變為杜邦全球供應體系中的一環。

　　“因為我們(同國際市場價格相比)把價格控制得比較低，因此CPP(杜邦農化業務)便把上海農化也成為我們亞太地區的一個供應中心。如果CPP不把亞太市場給我們，而是依然從美國購買的話，那我們也不會有今天這種成績。”鮑世禎說。“因為我們的產品好，價格又便宜，從公司立場而言是雙贏的結果，對CPP和合資廠都好，對合作伙伴也很好，因此三方都滿意，這就是合資廠成功的原因。”

　　事實上，除了少數中國不能生產的農藥品種，跨國公司在中國國內市場的競爭中并不占優勢。

　　和杜邦類似的例子還有先正達。

　　一位業內專家指出，“先正達在南通的工廠主要做百草枯，這比單純進口產品要大大的進了一步。但現在國內企業自己能生產了，它覺得打不過我們，因此產品大多銷到國外。”

　　“本土公司占據了國內市場的主動，現在合資獨資公司在國內的市場份額不是很大，銷售業績也包括出口。”王律先說。“合資企業沒有國內不能生產的東西，于是只能返銷到國外。一是競爭不過，二是國際市場價格更高。”

　　在價格不占優勢的情況下，杜邦所能依仗的是環保高質量的產品、受專利保護的農藥品種，以及嚴格甄選監測的銷售網絡。憑借這些優勢，杜邦亦在中國農藥中高端市場占有一席之地。

　　對于在中國市場取得的成績，鮑世禎頗為滿意。“我們在中國的前景很好。我們的產品價格(相較國內同類產品)已經是比較高的，在非專利農藥的環境下能夠有高價格和不斷增長的市場份額，證明我們的一些努力是成功的，比如對農民的教育等等。另外，新產品上市也是很重要的行動。”

　　另一化工巨頭巴斯夫也在中國農藥市場扎根。

　　巴斯夫預計從2009—2013年在亞太地區的投資將達到20億歐元以上。此前，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巴斯夫在中國的投資超過20億歐元。

　　據巴斯夫(中國)有限公司作物保護部總經理劉學軍介紹，從1998~2008年，包括農化業務在內，巴斯夫在中國每年的業務增長速度超過20%。

　　中國農化產業的發展讓劉學軍充滿信心。他認為，中國在全球農化市場2006年的排名第三，2008年上升為第二，預計2—3年后將是第一。因此，他堅信未來在亞太地區，尤其在中國的農化市場，巴斯夫將伴隨中國農業的快速發展而做大做強。

　　最新的銷售數據支持了劉學軍的看法。“在世界性金融危機大潮中，中國的農村、農業、農民和農產品[11.50 -4.25%]市場相當穩定，這讓世界各國都刮目相看。新形勢下，今年第一季度公司產品銷售額就相當于去年上半年的水平。”

　　4.頂端與低端

　　無論是正在走出去的中國農化企業，還是已經走進來的跨國農藥公司，都只是世界農化產業的一部分。站在全球產業鏈的角度上，只有拜耳、先正達、陶氏、巴斯夫、孟山都、杜邦這六家跨國農藥巨頭站在金字塔的頂端。

　　這是全球農藥行業集中度不斷提高的結果。

　　在1995-2001年世界農藥行業的低谷期，通過一系列的資產重組，10家世界大型農藥公司最后只剩下這六家。國際農藥行業也因此形成寡頭壟斷的格局，六大農藥巨頭占據了全球農藥市場80%以上的份額。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呢？

　　“農藥的技術研發投入非常大，風險也高。沒有強大先進的技術和雄厚的資本做后盾，要想在世界上站住腳非常困難。小公司維持不下去，大公司只有兼并擴張才有出路。”王律先解釋說。

　　根據Phillips McDougall的統計，研制一種農藥新的活性成分，從開始研發到實現產業化，平均時間需要9.1年，研發費用達到2.1億美元。

　　國聯證券研究員茅玉峰指出，研發型企業的最大優勢在于企業能憑借產品專利保護在保護期內獲得獨家生產權利，從而獲得巨額壟斷利潤。而且專利保護到期后，這些企業在產品上的技術水平仍要高于仿制型企業，其產品毛利率也將長期高于業內平均水平。

　　目前，除孟山都外，其余五大巨頭新型農藥研發費用在銷售額中所占比例至少在7%左右。

　　但即使是這樣，高投入、高風險也使得六大巨頭越來越難以承受。在全球創制型農藥行業原有產品不斷失去專利保護的同時，新藥推出速度卻明顯減緩。

　　在這樣的背景下，由于作物存在抗藥性，任何農藥都有其使用周期，農藥需求無法單獨依靠專利產品得到滿足，因此仿制農藥所占的市場份額還在不斷擴大，并涌現出仿制農藥“四小龍”馬克西姆-阿甘、澳新農、聯合磷化和凱米諾瓦。

　　針對這一趨勢，六大巨頭開始保持并發展核心產品。巴斯夫的目標是將300個產品減少至170個，先正達則對17個銷售額均達1億美元以上的產品進行重點銷售。

　　同時，跨國農藥巨頭之間的研發項目合作與相互之間的技術授權協議不斷增多，而重要專利農藥的銷售許可也成為巨頭們追逐的焦點。

　　最新的例子是，拜耳作物科學和杜邦上個月剛達成一系列長期業務合作協議，合作將涵蓋關鍵作物生物技術及在全球范圍內合理利用能增加農業生產率的高新技術等方面。

　　這一系列的合作從除草劑和種子銷售及專利使用權等方面都為雙方提供了巨大的挖掘價值的機會。這些協議建立起交叉授權體系，為今后拜耳作物科學、杜邦作物保護及先鋒育種業務出臺新的種子解決方案、雜草及害蟲防治方案等鋪平了道路。

　　另外，在環保和成本控制的壓力下，以六大巨頭為首的跨國農藥公司也開始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轉移產能。

　　但茅玉峰指出，在產能轉移的過程中，跨國農藥巨頭們已在有選擇的將中國廠商納入其價值鏈中。

　　在這條價值鏈中，中國農藥企業主要扮演原藥代工者的角色。而同處仿制農藥領域的澳新農等“四小龍”，由于先行一步發展起來，卻開始扮演渠道商的角色。

　　2008年6月，澳新農與新安股份、上海滬江生物化學廠等5家國內公司簽訂了草甘膦生產協議，確保公司能夠得到長期穩定的草甘膦供給。但該公司同時又與孟山都簽訂了長達20年的長單，將中國的草甘膦轉手賣給孟山都。

　　邱偉還認為，產能轉移之后，目前一些高端中間體生產已經在國內出現，主要為國外巨頭提供產品訂制服務，國內使用較少，有可能導致農藥中間體生產企業的發展空間受到國外公司的制約，長期維持在價值鏈的低端。

　　有數據顯示，近幾年中國農藥中間體企業平均毛利率水平接近，在11%左右。

　　“中國農藥廠商做得再好，目前也不過是給外國公司打工。”邱偉一針見血的點出了中國農藥企業現在的江湖地位。

　　但跨國巨頭產能轉移并非全無益處。

　　茅玉峰說，“國內參與合作企業一方面打開了海外市場，另一方又可以借助外方的技術實力，不斷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拉大與國內其它企業之間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