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石化網訊 伴隨近期多哈會議的召開，氣候變暖這一“老”話題再次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議題。對眾多憂心忡忡的小島嶼國家而言，“兩攝氏度”已成為懸在頭上岌岌可危的達摩克利斯劍。

“如果將當前全球性氣候變暖，比作因二氧化碳而中毒的地球正在持續發高燒的話，那么治療方案既有‘西醫療法’，也有‘中醫療法’。”西安交通大學全球環境變化研究院教授黃少鵬說。

他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西方發達國家提倡的“治療方案”以高科技、高成本的工業化碳捕捉和封存為主，即在煙囪里把二氧化碳分離濃縮出來然后深埋。“我認為，對中國而言，有一種‘中醫療法’可能更為有效——利用自然界碳循環的生物炭碳匯工程。”

農村包圍城市

在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有一些零星分布的黑色土地，這些土地與其周邊原生的紅色土地明顯不同，因其上覆蓋著厚達一米多富含有機碳的土壤層而特別肥沃。

作為陜西省三秦學者，從2007年開始接觸生物炭碳匯的黃少鵬指出：“經考古測年確認，這一深色蓋層是千百年前當地原住居民長期采用生物炭返田這一良性循環耕作方法的產物。而這一古老的方法具有從大氣圈吸收排除的二氧化碳的巨大潛力。”

在植物生長過程中，它們通過光合作用從大氣中吸取二氧化碳用于合成碳水化合物，從而形成包括果實和葉莖根在內的有機質。這些有機質在自然界中最終又通過腐爛分解，把原先吸取的二氧化碳如數奉還給大氣。

黃少鵬說：“生物炭碳匯工程就是要打破上述植物自然的碳循環，在植物有機質腐化分解前，以生物炭的形式把其中的碳固定下來并長期儲存在土壤層中。”

研究表明，這種碳匯方法比單純綠化造林更為有效。因為花草樹木在枯萎腐敗后，最終要將二氧化碳奉還給大氣。而由植物捕獲的碳至少在一兩千年內逃不出生物炭的束縛，且生物炭在土壤中還有固水、固肥、固氮的功效，從而可以改良土壤、提高農作物產量。

黃少鵬表示，盡管近年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迅速，但仍是傳統農業型國家。“所以，生物炭碳匯的方法尤其適合我國國情，是一條通過‘農村包圍城市’來緩解我國能源利用與碳排放這一突出矛盾的有效途徑。”

據估計，目前我國每年約有7億噸的稻殼、秸稈、果殼、雜樹、雜草等生物質被焚燒、遺棄、腐爛，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碳和其他如CO、CH4、黑碳等大氣污染物。此外，我國還擁有1.6億公頃森林，以及不適合于種植糧食而生長其他植物的大片荒地。

“即便是按比較保守的統計數據，如果中國每年能夠裂解炭化5億噸農林廢棄有機物質，理論上就相當于吸收了7.3億噸二氧化碳，即2億噸碳當量。”黃少鵬說。

優勢突出

幾千年來在土地上辛苦耕作的中國農民，對燒秸稈還田施肥這一過程自然非常熟悉，其實這就是一種非常簡單的生物炭碳匯方式。

黃少鵬說：“從原理上來看，生物炭碳匯是一種比較簡單但卻非常有效的減排方式。該工程技術含量相對較低、周期又較短，其本身就是一種有機肥料，可以在大范圍內迅速推廣。”

目前，全球生物能技術主要從農作物植物體尤其是果實中提取替代能源，從而引發了許多人對糧食危機的憂慮。

黃少鵬指出，與生物能相比，生物炭碳匯工程的優勢在于，其直接目的不是能源而是固碳，其原料也不是糧食而是農林廢棄物。

而且，該工程不僅不消耗糧食，回土、回田后還可以提高糧食產量，并且具有改良土壤、增產增收的作用。一旦在中國實行規模化、產業化生產，產品還可以被異地施用，在利用豐富的東南生物資源治理西北環境方面也存在巨大潛力。

此外，黃少鵬表示，以煤炭為主要一次能源消費的中國碳排放非常高。但是，如果過多地從調整能源結構著手減排，勢必增加對進口油氣資源的依賴性，從而增大被卷入國際能源風波的可能性。

“大范圍實施生物炭碳匯工程可顯著降低總排放量，在一定程度上為煤炭資源松綁，保障國家能源安全。”黃少鵬說。

據悉，一個年產2000噸的常規炭化廠只需3萬元的設備投資，便可提供25個就業崗位和20萬元左右的年利潤，相當于我國每年通過生物炭碳匯工程減少的2億噸碳當量，可提供250萬個就業崗位。

缺乏正確認識

目前，黃少鵬已就生物炭碳匯工程與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以及一些地方單位進行過溝通與交流，但從總體而言，他認為業內對推廣這一技術的呼聲不夠。

他指出，中國碳文化歷史悠久、資源豐富。“如長沙西漢馬王堆女尸出土時之所以栩栩如生，正是因為古人在墓室中安放了萬斤可以抑制濕氣、防止細菌生長的木炭。”

盡管如此，我國生物炭碳匯工程的普及推廣卻非常緩慢。黃少鵬坦言，從技術層面上看，推廣生物炭碳匯并不存在太大障礙，最大問題在于國人對其缺乏正確的認識，在具體落實操作的過程中很茫然。

“事實上，我國還是一個農業國家，在節能減排領域必須厘清自己的優勢和劣勢所在。國外有些國家已經相對成熟的技術如地熱能源和生物炭碳匯不采用，而一味在并不成熟的光伏、風能等方面冒進，最終將付出慘痛的代價。”黃少鵬說。

政府“十二五”期間在節能減排領域將投入巨額資金，給外界的感覺似乎已經進入“不差錢”時代，但就以往投資成效來看，真正發揮作用的資金卻不多。他認為，現在我國一些節能減排領域缺乏通盤的決策和科學支撐，“科技原本應當是經濟發展的領路人，但當前卻是經濟在推著科技往前走”。

對于或將第十年聚焦“三農”問題的國家一號文件，黃少鵬建議，如果在扶持農業時加入扶持生物炭的內容，效果將非常明顯。“如給予主動參與固碳工作的農民以補貼，能將工業與農業的發展協調起來。通過生物炭碳匯將排出的二氧化碳消化，從而開辟節能減排的農林業消化通道，國家才能達到‘強身健體’的目的。”

隨著節能減排任務的加劇，政府也漸漸意識到生物炭的巨大潛力。今年11月底，浙江省生物炭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正式成立，這是我國繼遼寧、江蘇之后建立的第三個省級生物炭專門研發機構和產業化中心。

不過，盡管我國秸稈等農林生物廢棄物產量巨大，但回收利用的難度卻一直很大。黃少鵬認為，讓農民從固碳中受益是改變這一現狀的最好辦法。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上有一些人提倡生物炭碳匯是由于其背后的經濟利益集團的推動。在今后我國生物炭碳匯工程推廣中，一定要避免類似的情況出現，要讓農民確實得到實惠。”黃少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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