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最大的海洋溢油事故(環境污染事故)發生5年后，仍懸而未決。

記者從天津海事法院訴訟服務中心獲悉，2015年10月30日，該院一審判決康菲石油中國有限公司(下稱“康菲公司”)賠償21名中國養殖戶168萬余元后，事故的主要責任方康菲公司表示服判，但漁民因對賠償金額不滿提起上訴，目前二審已經轉至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審理，不過記者在查閱天津法院網及相關資料后，還未發現已開庭審理的相關信息。

作為近年來中國最大的海洋環境污染事故，從原先的事故披露滯后到漁民損失和金額認定，再到公益訴訟，社會關注度一直很高。記者為此專門就相關問題給康菲公司發去采訪函，但康菲公司回復稱，根據公司政策，不便對訴訟作出評論。

金額相差80倍的各執一詞

鬧得沸沸揚揚的“欒樹海等21名養殖戶訴康菲公司、中海油海上污染損害責任糾紛”一案，經天津海事法院于2015年10月30日作出一審判決，判令被告康菲公司對欒樹海等21名原告承擔賠償責任，共計支付168.34萬元。

天津海事法院院長張勉介紹說，該案審理過程公開透明，庭審采用了微博直播的方式，整個開庭過程都在社會公眾監督下進行。被告康菲公司服判，未提起上訴。而欒樹海等21名原告漁民，對賠償金額不滿意，向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按一審判決，21名養殖戶共將獲得168萬元賠償，與其原先索賠額1.4億余元，金額相差巨大，甚至不到原告703.72萬元鑒定費及訴訟費用的四分之一。這些養殖戶稱，索賠起因于其在河北樂亭承包了2000多畝地養殖海參，收獲之際，被康菲公司污染，損失慘重，最小的一戶損失也有100多萬元。

“根據判賠數額，這意味著每名養殖戶只能得到8萬元賠償，基本是按此前調解賠償標準發放的。”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下稱“中國綠發會”)副秘書長馬勇全程旁聽了庭審。他對記者表示，對21名養殖戶而言，168萬元的賠償額甚至抵不上這4年來的時間、訴訟成本。

對此，法院方面表示，經質證、認證，欒樹海等21名原告對養殖損失程度和數額的證據沒有達到充分、確定的程度，因此不應依據其提交的證據進行認定。鑒于審理過程中對欒樹海等21名原告損失進行評估、鑒定的條件已不具備，因此應結合本案相關證據及案件事實對污染程度及損失數額進行綜合認定。

這正是問題癥結所在：索賠證據的缺失。知名公益維權律師賈方義對記者表示，雖然漁民利益受到了損害，但從漏油事故發生到現在，已經過去了4年多，很多證據都沒有被保存下來。“當時養殖戶請專業機構進行損害鑒定時間較晚，且他們請的鑒定機構是當地一家科技服務公司，缺少相關經驗，未全面收集、保存相關鑒定證據。”賈方義表示。

對于上訴前景，多位法律人士普遍表示并不樂觀。“對于這樣一件社會關注很高的案件，天津海事法院在判決前肯定已和天津高級人民法院進行了深入溝通，并上報至最高院。”賈方義表示，在有效證據缺失的情況下，很難有轉變。不過他依然對養殖戶的上訴表示支持。

制度缺位導致爭議不斷

渤海灣溢油事故從一開始就爭議不斷。

2011年6月4日和17日，位于渤海中部的康菲公司與中海油合作項目——蓬萊19-3油田突發溢油事故。該溢油事故也被國務院調查組定性為中國迄今最為嚴重的海洋生態事故與漏油事故。作為該油田的作業者，康菲公司承擔全部責任。

不過從6月4日發生漏油到7月5日開始披露漏油信息，已經過去整整一個月;而從最初溢油到9月接到國家監管機構“三停”通知這段時間，不斷發現新溢油點，導致事故不斷升級……“從一開始的遮遮掩掩到在各方壓力下擠牙膏式地做出各種姿態，在渤海灣溢油事故處理中，該公司沒有展示出一家國際公司應有的氣魄和責任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油氣行業人士表示。

事后，在相關政府部門主導下，作為溢油事故的主要責任方，康菲公司及其合作方簽訂了《海洋生態損害賠償補償協議》，分別就漁業損失與海洋生態損失賠償、補償13.5億元和16.83億元。此后，蓬萊19-3油田逐步恢復生產。

由此而來的賠償金額成為第二個爭議點。據介紹，同樣發生在2011年美國雪佛龍石油公司在巴西的石油泄漏事故，其規模與渤海灣溢油事故相當，巴西地方檢察院裁決雪佛龍公司支付約合107億美元的環境賠償，這個數額是康菲公司賠付總額的二十多倍。“在英國BP石油公司發生墨西哥灣漏油事故之后不久，BP就設立200億美元賠償基金，用于賠償受到損失的各方。”上述油氣行業人士表示，這種做法可以保證各方長時間、全方面的訴訟索賠，方式值得借鑒。

而溢油事故發生后的生態修復及信息披露則成為第三個爭議點。

2015年6月，中國綠發會就此向康菲及合作方中海油提起了公益訴訟，該案也成為國內首個正式立案的環境公益訴訟。中國綠發會提供給記者的訴訟請求顯示，渤海灣溢油事故發生之初，被告采取的只是一些臨時性的措施，在清除海面溢油和海底油基泥漿工作上沒有達到要求。此后，責任方雖設立生態修復基金，但錢的使用方向和進度沒有信息披露。渤海灣溢油事故發生至今已有四年，被告一直未采取任何措施用于渤海海洋環境修復。而在該案立案近8個月的今天，中國綠發會仍在等待開庭通知。

記者查閱康菲方面提供給記者的漏油事故應對處理的相關鏈接發現，其相關應對處理新聞主要集中在2011年和2012年之間。而記者在網上搜索渤海灣溢油事故相關新聞絕大多數也都是2012年以前的新聞。

“無論是開始溢油事故發生后的危機應對、信息披露，還有信息證據的采集、保存，還有此后的訴訟索賠、量化評估，及生態修復工作……太多的環節漏洞警示了我國在應對環境污染事故中制度缺位和應對不足。”上述油氣行業人士坦言。至最高院。”賈方義表示，在有效證據缺失的情況下，很難有轉變。不過他依然對養殖戶的上訴表示支持。

索賠難折射公益訴訟之難

2014年4月出臺的新環保法明確支持環境公益訴訟，從而使得民間組織發起環境公益訴訟成為可能，這也成為中國綠發會起訴“渤海灣溢油案”公益訴訟得以立案的法律基礎。

“雖然仍未開庭，但法院能受理，說明公益訴訟獲得了一定突破。”上述油氣行業人士表示，如果訴訟主體最終能夠獲得法院支持，對今后的環境公益訴訟會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從國外經驗看，環境公益訴訟的索賠額度很高，對污染企業形成較大壓力，往往具有更強的懲罰性和震撼力。

而此次21名養殖者提起的訴訟，也僅是渤海灣溢油事故引起的一系列民間索賠訴訟中的首宗。據了解，目前至少還有幾百名河北、山東等地的養殖者、旅游經營者已經向天津、青島海事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賠償。

值得關注的是，2011年渤海灣溢油事故發生以來，等待了四年之久的山東漁民2015年底終于盼來了青島海事法院“遲到”的受理案件通知書。

作為漁民方代理律師，賈方義告訴記者，從2015年11月初受理到現在已過去3個月時間，還未接到開庭通知，法院方面給出的解釋是由于受理300多名漁民數量多，要逐一審查。“不過主要可能還是法院方還沒有形成比較合適的處理方案，各方利益平衡存在難點。”賈方義表示。

記者發現，韓國也曾于1991年發生污染事故，直接導致韓國民眾和相關組織的大規模環保運動，通過此次事件，不僅韓國斗山集團等相關責任方遭到嚴厲追責，韓國進入環境立法高峰期，頒布了《環境影響評價法案》，相關法律《濕地保護法》《自然公園法》和《關于鳥獸保護及狩獵的法律》等密集出臺，而且推進了相關民事訴訟和索賠機制的完善。

目前兼職最高院環境資源司法理論研究基地研究員的馬勇認為，目前進行的相關訴訟都是好的法律嘗試。“借此契機，希望國內的相關組織、律師、媒體一起來共同推動國內公益訴訟法律和機制的完善。”馬勇表示，第三方污染、損害評價機構、公益組織、民事訴訟和索賠機制都是建設重點。

“這個案子只是一個開始，接下來，相關養殖戶索賠還會持續，青島海事法院那邊還有對康菲溢油污染的公益訴訟案，康菲方面的壓力還是很大的”，賈方義表示，我國的環境訴訟亟須借此開一個好頭。對于該溢油事故的最新進展，本報將繼續關注。

康菲漏油造成的海域污染面積有著多個不同的版本數據，840平方公里是一個中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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